人生圆桌

消费成了主义，就会破坏人所必需的消费基础，即自然资源，也会破坏人所必需的生活意义，即给予和创造；享乐成了主义，就会剥夺人的高级快乐，即精神创造，抽掉创造的基础，即艰苦的劳作，还会削弱享乐的条件，即体力和脑力，或生理和心理健康。人的物质需要相当有限，而精神需求显然无穷。所以，提高生活质量，当以精神为主要方向。

较高质量的生活，应是较能实现生命潜能的生活。

金钱、享受与生活质量并非总是可以划上等号的，有时甚至表现为尖锐的矛盾。淮河被污染之后，靠制革、小造纸厂获利的农民盖了新楼买了彩电，但有的得了恶性肿瘤，有的生出怪胎，不少土地庄稼绝收，守着淮河没有干净的水可喝了。后来农民贴出标语说：“不要小康要清水。”小康显然无辜，只是不能仅仅以金钱来标示小康，至少还要加上无污染的空气、水和食物。最普通的才是最珍贵的——对生命而言。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污染。

我们每人都有可能在一日三餐时吞咽残留农药。

如果消费无益于生命的再生产，就是浪费。金钱是自由，是延伸自我的手段。

有人消费不只耗费金钱，同时还耗费生命。有人消费虽减少金钱，却延展生命。

感官享受需要耗费生命才能获得，而且只使人体验暂时欢娱。精神享受则给人注入新的生命力，并且使人体验恒久幸福。

衡量生活质量的最简单尺度是：为吃花的时间越多，生活品质越低。

上海人的半两粮票，一只鸡做成四样菜等等，一直为北人讥笑，谓之小家子气，有失大方和豪爽。的确，那是远没有呼朋唤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具有审美价值的。然而，在北京的街头也出现了边走边吃、小包装和零卖的鸡爪、鱼头，更不必说风行一时的上海菜了。看来，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也如大势所趋，是挡不住的。

年轻的一代至少比老一代更倾向于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一种花钱的消费：他们花钱出汗，花钱吸氧，似乎不花钱就不叫锻炼，他们逐渐远离一种只需付出体力，而无需付出金钱的锻炼。

生活的质量正越来越多地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

人们不妨赞美清贫，却不可讴歌贫困。人生的种种享受需要好的心境。

金钱的好处便是使人免于贫困。

但是，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极其有限。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包括创造、沉思、艺术欣赏、爱情、亲情等等，都非金钱所能买到。原因很简单，所有这类享受皆依赖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的能力是与钱包的鼓瘪毫不相干的。

消费是所有欲望中最难满足的一种欲望，因为不是欲望产生消费，而是消费产生欲望。学会消费，就是学会节制欲望。消费者必定与金钱有关，但未必与增加享受或提高生活质量有关。生活中许多烦恼正是随消费而来。人被金钱奴役。享受是对欲望的满足，也是生活的必然要求。不懂得享受人生的种种乐趣，这是晚年的后悔药剂中最令人揪心的一味苦药。

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生活质量是保持人的体面与尊严的坚实基础。哪里蔑视生活质量，哪里必然蔑视人。

一个农夫中午在大树下一觉醒来，咬着一只柿饼，遥想着皇帝此时此刻在宫中是否能比自己更舒服、更惬意——人世间的享受恐无出其右。

许多作家曾经反复告诉人们，现实之中还存在着金钱无法计量的价值。这恰好证明，作家深知金钱对日常生存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穿种种人生守则。文学没有能力解除钱的包围，但文学在包围中坚持一种主题：某些人生的守则不该因为金钱的数目而随意修改。多数作家肯定愿意自己的钱更多一点，但是他们所从事的文学说出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至少有一些东西是多少钱都不该出卖的。

的确，文学就是用这种复杂的眼光看着钱。